宋端平入洛后勃然大怒,中原是我们大蒙古国打下来的,与你南宋何干?于是决定先礼后兵,派遣使臣王橶前去南宋首都临安质问南宋背盟之事,现在王橶来了,说的话很难听,即“你们宋人果真是南蛮,因为你们无信无义,你们白读了圣贤书,真要是圣贤知道你们的行为,只怕要把你们开革出门!”
他站在信义道德高地上尽情攻击宋朝君臣,能言善辩的郑性之、钟震、徐清叟只能极力辩解,处于下风。
很多问题就在这次会唔中暴露出来,第一,南宋与蒙古草率结盟,只关注联合灭金,却没有详细明确地谈到灭金之后的战后安排问题。
联蒙灭金时,南宋方面草率与蒙古结盟,既没有好好地与蒙古展开明确的谈判,也没有好好地分析形势,考虑接下来的应对措施。从南宋的角度上来说,当时联蒙灭金已是一个不得已的最佳选择,但既然是联蒙,大家总归要谈谈为好,而且需要认真地谈一谈。
比如灭金以后双方的疆界如何划分,双方的关系如何界定等重大事项,可是南宋方面在与蒙古的交涉中却只得到了个口头约定,即联合灭金之后,将河南之地(即黄河以南的土地)给予南宋。
如在蔡州之战中据传南宋大将孟拱和蒙古大将塔察儿又私下里约定陈、蔡二州以东以南为宋朝所有,以北和以西为蒙古所有。
内廷值房里,左宰相郑清之十分恼怒地道:“如果以上两个消息都是事实存在的话,当初这样的和谈简直是太随意太荒唐了!”
众皆默默无语,是的,口头约定算得了什么,在任何时代都不具备法律效力,何况又是关乎宋蒙两国领土划分这样大的事情,白纸黑字的协议签署是最起码的要求,怎能儿戏对待?
其次,前线将领怎么可以私下约定划界之事,有什么权力又有什么效力呢。
郑性之摇头道:“即便是有各自朝廷的授权,那之前的口头约定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道:“黄河以南的区域和陈、蔡二州东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显然黄河以南范围更广,而陈、蔡二州贴近我大宋地界,疆界差距未免太大,前后矛盾。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结盟的当时界定清楚呢?”
不过,去了蔡州前线督战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贵谊斩钉截铁地道:“我在军中,并无听到孟拱和塔察儿有划界之事,此必为敌虏的离间之计!”
有了陈贵谊的背书,当奏报到宋理宗那里,他说道:“对孟卿的传言,休要再提!”
大家面面相觑,居然找不出人来背祸,最初与王檝会谈的是前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的史嵩之,他与王檝约定打下了金国,黄河南岸归大宋,黄河北岸归蒙古。
但史嵩之是地方官员,根本没权决定这样的大事,究其原因,朝廷的大臣们谁都不想理会蒙古人,史嵩之喜欢与蒙古人谈判,让他去谈好了,然后大臣们杯葛史嵩之,他说了不算!
朝廷没有及时跟进,含糊而过,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麻烦来。
但要追责史嵩之根本不可能,史嵩之已经下台,他可是史家人!
如今都有风声说朝廷忘恩负义,前执政史弥远册立宋理宗,他归天后,官家就亏待史家人,卸磨杀驴,如对史嵩之追究下去,朝廷哪还有脸!
无奈之下,大臣们得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拖字诀,决定派出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四位大臣出使前往蒙古,求见元太宗窝阔台,当面解释端平入洛之事。
官家同意了,着发出圣旨,四位大臣听到旨意,无不脸色苍白,如丧考妣,哪怕朝廷将他们的品级提升二级,也都是一脸惨然。
明摆着即使见到蒙古大汗,对方肯定不听他们的解释,如此外交失败,将来蒙古大军南下,则邹伸之等人就要承担起无能的罪名,升再高的官,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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