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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