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有些无奈,对于这位老大哥的意图却只有赞赏,最终他默许了范云的做法。
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坚定了萧衍振兴朝纲的决心。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他便下诏重修礼乐的标准,甚至以他本人丰富的音乐知识,亲自参与制定。这一举措谨遵儒家强调的礼乐教化之道,也是他开始推崇“移风易俗”新气象的第一步。
梁武帝改革内政的第二步,是于同一年下令删定修订,并于次年出台的法律典章《梁律》。在《梁律》之前,刘宋和南齐沿袭的都是西晋贾充制定的晋律,条款大同小异,齐武帝时期曾修定过二十卷的《永明律》,但与前朝旧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梁武帝的这次刑律改革,参照以前几朝的得失,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共修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光从篇幅上看就比过去完善了不少。新律强调“明慎用刑”,后来逐步将一些严厉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等一概废除,又改革各项滥刑和赋税。总体而言,南梁的刑法是比较宽恤的(当然这在后来也产生了各种弊端,尤其对于贵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纵容,但这些问题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尚不明显),再加上梁武帝与萧道成一样,提倡节俭,南梁的世风在几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又颁布一道诏令,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在建康开馆教授,推行儒学。开办国学馆讲学,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间都搞过,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规模。五馆的讲学,动辄成百上千,比得上现在名教授的公开讲座。学说分门别派,各有所长,连北魏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如清河崔灵恩、范阳卢广,也纷纷慕名前来,聚徒讲说。作为统治中心的建康城,俨然是一派天下儒学教研中心的气象。
对于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他采取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下诏优显士族高门,从而获取士族阶层的拥护支持,并要求核实谱牒、严防冒袭,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数量的过度扩张,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注重从寒门之中选拔人才,像范云、沈约等人,都是寒族,写《宋书》的沈约是刘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孙,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只可惜死得太早,天监二年五十三岁就病故了。为了填补空缺,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掌管朝中机要。这两位都是不到四十岁,梁武帝看重的是他们办事得力。可见在用人方面,梁武帝坚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针。这些,还没算上他一直收在身边做亲信随从,后来在战场崭露头角的名将陈庆之。
枯朽的南齐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整修”,从内到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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