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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